1
不愿消费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比2019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
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比较大，但是考虑到去年经济仍有2.3%的增长，这人均消费支出下降这么多就有点不好看了。
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人相对较低的消费能力一直是个难题。拉动消费的话提了很多年了，中国这经济和人口体量也快要让国内消费市场变成全球最大了，但落实到人均上，消费还是比较乏力。
比如以居民消费率为衡量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标准，居民消费率是一个经济体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能够反映经济体的居民消费能力，也能反映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这倒并不意外，毕竟相对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的国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进行生产积累，而不是用于居民消费。
而等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开始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消费开始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居民消费率一般会上升。
可是在2001-2018年间，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居民消费率没有明显提升，而是在35.44-41.88%之间波动，而且最高值是2001年的41.88%，后续十多年没有超过这一数值。
而且拿同阶段的数据对比，中国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阶段是2008-2018年，此阶段的居民消费率在35.44-39.65%之间。
位于这一人均GDP阶段的美国，是在1960-1977年间，当时其居民消费率在59. 60-61.26%之间。英国在1972-1985年间位于这一阶段，其居民消费率更是高达64.90-68.78%。
之前的发达国家人均GDP在相似阶段时，居民消费率比中国要高。
又有说法认为，东亚地区深受勤俭节约的文化影响，民众偏向高储蓄率，帮助国家增加经济投资的同时抑制了消费。
但是即使对比在东亚文化圈里的日韩，这一说法都受到了挑战。因为韩国位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的时间是1987-1993年，其居民消费率为48.27-50.44%；日本位于这一发展阶段的时间是1973-1980年，其居民消费率为60.18-67.02%，都比中国位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居民消费率高。
当然，用相同的美元计价人均GDP衡量发展水平，也不尽合理，毕竟几十年前的美元和现在的美元也不一样，这么多年美元也不如以前值钱了。但是就连人均GDP远不如中国的越南，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高于中国。在相同文化圈里目前居民消费率较低的是新加坡，人均GDP远高于中国，其居民消费率反倒和中国相近。
看来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消费相对不足的解释力也有限。
还有说法是，中国消费结构性失衡，富人消费能力高，但给富人提供的高档商品与服务数量和质量都不够；穷人也有消费意愿，但缺钱难以消费。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国内奢侈品市场增长很快的同时，拼多多和淘宝特价版在疯狂收割五环以外的市场。
这倒提供了一种考察中国人消费相对不足问题的思路。
2
不敢消费
2001-2018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居民消费率却没有明显提升，倒是房价长得很快。战带来的财富效应似乎有不少体现在了房价上。
拥有的房产可以被视为资产，按理说资产增值会刺激消费，但在居民消费率上似乎体现也不多。
这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有房但不参与投机（也就是炒房）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们买了房自己住，不会背上特别沉重的住房负担，房价上涨给他们带来财富效应，可以刺激他们消费。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即使把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降低到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元之间，算上不大稳定的那部分，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4亿人左右，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比较低，涨房价带给他们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不够大，还容易被其他群体的反向作用抵消。
至于其他群体，很小的部分是有钱人。他们之所以有钱，肯定不是只靠死工资，还得会玩资本（哪怕炒房也算玩资本）。这就意味着它们在资本市场有着较强烈的投机预期，不会特别拼命地消费（这些人即使再怎么使劲消费，也还是要留很多钱投资，不会把家败光，所以消费总额也是很有限的）。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穷人，他们要么是为了买房掏空了六个钱包，房价上涨他们还得节衣缩食供房，涨房价带给他们的财富效应与其说是刺激消费，不如说是消费被挤出了。还有的穷人连房都买不起，也就没有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对这部分人的消费影响相对较小。
说到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机制就是借房贷让人不敢放手消费。
有研究发现，2014年一季度至2019年末，全国商品零售额实际增速从11.2%下降至5.9%，尤其是2017 年下半年开始，消费增速的下降明显扩大。
这是因为中国居民杠杆率在2017年超过46.82% 的临界值。原本适度借贷可以刺激消费，但突破临界值后，居民杠杆率增速对消费的正向边际效应转变为负向边际效应，导致消费实际增速的下降速度加快，从而呈现加速下滑现象。
在中国，居民上的杠杆大多数还是房贷（要是短期的消费贷占主流，也不至于居民消费率这么低，当然这也比较危险），居民杠杆率上升就意味着长期债务积累，挤出了居民消费，这才让消费增速下滑。
归根结底还是能享受到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的中等收入阶层太少。绝大多数人要么缺少资产，没有享受到资产增值的好处，要么为了购买房产等资产大量上杠杆，因此不敢消费，导致了房地产增值对消费的挤出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动力消费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么少？
3
没钱消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居民消费率变化。
1978年以来，中国人民的日子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体现在具体数字上，就是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量在增加，由1978年的1759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34821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1%。
不过，同期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34亿元增加到88442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7%，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是小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的，这么一对比，居民消费率反倒是下降的。
事实上，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4%下降到了2018年的39.4%。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竞争加剧了，社会保障还未健全，居民会对未来的收入及支出感到担忧，因此就会减少消费。
另一方面，市场化伴随着巨大的造富浪潮，一大批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资本运作等手段，继续滚雪球式地发展，成为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有钱人。这部分有钱人数量有限，却占据了大量财富，本身就不利于消费，而他们把钱更多的用于投资，就更是挤出了消费。尤其是投资房地产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杠杆率升高也会对消费有挤出作用。
体现在初次分配里，就是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1992年的65.4%下降到2018年的61.2%，企业部门由19. 1%上升为26%，政府部门由15.5%下降为12.8%。初次分配中企业部门挤占了居民部门的分配份额。
而在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内部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60%下降到2018年的52%，说明靠工资能赚到的钱占比是实实在在下降了，在企业部门扩张的时候，资本挤压劳动体现了出来。
这一阶段企业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提高，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本身就伴随着高额的投资。分阶段来看，1998-2012年，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重新崛起，这段时间需要大量投资，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之后供给侧改革，重工业投资减少，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消费率比起1998-2012年的下降，呈现出一种温和反弹的态势。
本来在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讲求的就是效率，再分配就得兼顾公平了。
然而，经过再分配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1992年的67.7%下降到2018的59.4%，且2003年以后下降幅度较大，企业部门占比由13.3%升至21.8%，上升幅度较大，政府部门占比由19.0%下降为18.7%，基本不变。
再分配后，1992-2018年居民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同样下降了，再分配后的结果还是有利于企业。
这么看来，原本一部分用于消费的钱被用在了投资上，以及变成了投资获得的重大收益。
所以那歌词唱得好啊：
“以我之身躯为阶梯，以我之身躯为樊篱，陌生与敌意其中凝聚，千座山峰化水泥。”
尤其不少水泥产能还是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大量重复投资，效益不够好，还挤出了不少消费。
4
怎么消费
说到促进消费，让我来说这个话的确有点为难，毕竟我经常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倡要适度消费，要量入为出。
不过如果是站在宏观层面要提促进消费，也还好办，只要你量入为出的时候收入足够大，那么支出也就可以足够大了，有了更多的钱多消费一点犒劳犒劳自己，不是很正常的吗？
也就是说，想要提高消费，得先提高收入。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当然，这还伴随着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要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真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收入分布也会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占到60%-70%，这样的居民收入结构也被认为相对健康，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振消费最关键的一步。这需要经济持续增长，也需要对现有的分配方式调整。这就需要促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以改善收入的功能分配与规模分配，促进劳动者报酬和财产净收入的增加，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
可能有些分配措施，比如房产税比较难以推出，但短期内确实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
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毕竟有钱人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与资本运作，工资对它们来说已经算是比较有限的收入，他们的收入靠个人所得税征收上来的不多。但对于拿死工资的人来说，个人所得税已经是一笔比较重的支出了，收上去的总量也不算太高（占总税收收入的不到10%），不如再提高个税起征点，继续给中等收入阶层减负，这样可以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另外，前些年搞的去产能，促进了落后产能的出清，而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供给侧改革还要培育出优质的产品和品牌，让民众消费更放心。
供给侧改革伴随着降杠杆，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减少大量的低效乃至无效投资。显然投资的回报率已经在降低，而且有些地方的投资就是无效率的，这样的投资必须避免，以免占用大量社会资源，挤占原本可以用于居民消费的钱。
尽管由于疫情原因，要刺激经济恢复，去年稳杠杆任务有所放松，但今年又重新定调，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
当然，去杠杆也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最近几年调控升级，是为了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防止更多资金流入楼市。房价只要不过快上涨，就不会挤占太多原本用于消费的资金。
当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未来15年中国能否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真得看消费提升效果，但愿这些硬骨头能被啃下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