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张树迎（周总理卫士）与我商量，看样子总理的病再想好起来很困难，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轮流来看一看总理。从总理卧床以后，除医务人员和少数几位工作人员外，更多的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像警卫值班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培成，很久没有见到总理了。还有为总理看病的医生、做饭的厨师和服务员，他们平时很守纪律，没有事情，很少到病区来，都想有机会到病房见总理一面。为了不影响总理休息，我们决定等总理睡着的时候，再让他们来。可是很不凑巧，这一天，总理整天睁着眼睛，而且不停地向四周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一直等到深夜12时，也没有机会。我们商量改成第二天再安排，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总理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人民的怀念
1月8日晨，我们和往常一样，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总理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乔金旺和我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蔚然等大夫都守在那里。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次数显示，心跳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七十几次。周总理心跳次数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但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全体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声。谁也承受不住这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忍不住放声大哭。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11时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总理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叶剑英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
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遗体送到北京医院的当天，邓大姐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给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凡拉绒中山装。这一套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牙科专家打开包时，看到是一包旧衣服，马上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一直叫邓大姐“邓姨”。他的父亲也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父亲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他父亲。面对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没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言传身教，为总理写下这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第二天，总理去世的消息向全国广播，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举国同哀。人们拥到天安门广场，寄托哀思。
1月11日下午4时，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驶向八宝山。十里长街，人山人海。
手捧周恩来骨灰，邓颖超悲痛不已
[color=rgba(34, 34, 34, 0.298039)]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安排为周总理办最后一件事。周总理逝世当天，邓大姐就向中共中央提出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保留，撒掉，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我们都哭了。邓大姐克制住悲痛，对我们说：“恩来同志生前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能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了，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我再向你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晚上7时左右，邓大姐带我们进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总理骨灰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盒，手在颤抖，双眼含满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
追悼会虽结束了，但西长安街、西单，直至通往八宝山的道路两边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运送总理骨灰的车，向总理作最后告别。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盒，穿过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灰色吉姆车。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向东驶去。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飞机起飞了，人们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我的心始终不能平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岁月，一幕幕闪过。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15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紧握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理。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们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驾驶员“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飞机随后向天津飞去。机舱内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靴，戴上了皮帽，也挡不住这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几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飞临天津，我们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16日0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嘱托。
1月16日9时，我和张树迎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
几十年来，邓大姐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50年代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夜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病症，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大姐想得更细、更周到，亲自为总理擦汗、喂饭，每天守在病床前。谁也不知道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那花白的头发中又增添了不少白发，明亮的双眼布满了条条血丝。
我们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汇报了头天晚上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他活着的时候对我说，他做这件事把握不大，今天做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做。”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逝世。遵照她丧事从简的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装在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里，撒向海河。
16年前，我与张树迎亲手把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海河里。今天，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里。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两次不同的方式。周总理的骨灰，在黑色的夜晚，无声无息地被撒掉，那沉闷、压抑的心情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没有撒放邓大姐骨灰时的隆重、庄严、肃穆的场面，我那受压抑的心情会伴随终生。■
1975年1月，周总理抱病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文／高振普口述 舒云整理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
